浅析国际投资发展新趋势下中国国际投资面临的挑战
时间:2008-03-05 11: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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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管部门及其官员很可能缺乏真正关心国有资产的内在动力激励。国有资产虽是“国家所有”，但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象自然人一样的生命体，必须把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交由有关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去“代理”。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滋生腐败。
3、国家既是市场竞争的“裁判员”，同时又大量兴办国有企业、充当“运动员”之角色，这两个相互冲突的角色和职能集于一身，就有可能损害市场的“三公”（公开、公平、公正），导致“假球”、“黑哨”频频发生。
以上是“中国需要产权私有化改革”的理由。我国学者型企业家、原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孟奇指出，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中国不需要产权私有化改革”的原因，主要有：
1、现在中国的民心国情难以容忍彻底的产权私有化运动。虽然中国民众反对计划经济的“一大二公”，但也并不赞成国企一下子全部私有化。毕竟，在这个“人权时代”里，我们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不能牺牲多数人的民心来换取激进式的所谓“合乎理性”。理性是冰冷的、是灰色的，民心及多数人的人权才是活生生的、常青的。
2、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之高低，并不绝对取决于私有化程度的大小，而主要取决于资源由谁来配置。由市场进行公平等价交换的资源配置，就是市场经济；由非市场的各种因素进行配置，如自给自足、政府统管、军阀掠夺、黑恶强索，则不是市场经济。例如，前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剧变之后，虽然私有化程度大大提高了，但它们的经济并没有同步市场化，相反，它们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如中国。
后国有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存续、稳定及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内涵。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中国社会主义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两个极端，一个是北朝鲜的“死守典型传统国有制”，一个是前苏前东欧的“典型国有制剧变为实在私有制”。）
中国经济解方程：虚拟私有化改革
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刘大洪指出，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除了对“经营者代理环节”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之外，还必须对国企“所有者代理环节”进行同样的改革。方法是：改革旧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不再搞分散式管理，而是由专门的统一的部门来管理，该部门实行委员会制，每个官员（委员）都分别负责一个或几个国企，并拥有其所负责的国企的一定股份，这样，把主管官员的外部性也内部化了，他们也象经营者一样成了国企的私人股东，为了自身的股权利益，他们会比较尽职尽责、减少腐败行为。同时，通过专项立法来规定这些官员一旦渎职、失察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责任到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这样，在两个环节上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经营者缺位”，通过重奖重罚来促使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以“维护自己利益”的心态来关心国企绩效。最终，虚拟私有者和国家所有者实现双赢共利。这种措施从表面上看，是使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了私人手中，但只要能有效解决国企的顽疾，这点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用一个苹果大的虚拟私有化代价去赢得一个西瓜大的国企优绩，这根本不是国资流失，而是增值。相反，如果因为舍不得一个苹果而失去一个西瓜，那才是真正地对国资不负责任。二、中国国际投资面临的挑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当时不利的国际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与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联系都很少，实行“关起门来搞建设”的经济建设方略，对外国资金和技术的利用和引进几乎为零。经过多年的建设，到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国民工业体系，但产业结构水平低、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经济发展缓慢，总体上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开放后，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本国市场，大力引进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顺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趋势，经济建设取得长足的发展，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且技术升级换代加快，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建设成就的取得是与大量外资参与国内经济建设所密不可分的，中国也由于自身资源、市场、劳动力、外资投资政策等各方面的优势而成为国际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就如同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具有两面性。它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趋势中，中国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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